十三 (第1/2页)

散操以后，林启明没回小红楼，独自一人沿着操场边缘散步。这当儿操场上的人不多，寥寥几个，众多弟兄都一个方向朝小红楼和各自的平房走。操场一角的帐篷已大都拆完了，特警中队和公民训练团的弟兄们陆续放走、逃走之后，原住帐篷的弟兄，全住到了平房里。偌大的操场把林启明的背影映衬得很孤单，使费星沅没来由地替林启明生出了一种孤独感。
　　
　　费星沅认定林启明的心是孤独的，全营弟兄中，真正用整个身心担负起这个民族、这个国度全部苦难的，大概只有林启明一人。林启明令人敬重，也正在这一点上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并勉励，乃至强迫全营弟兄和他一起为之。
　　
　　他却做不到这一点。尽管他知道林启明是对的，尽管他也象林启明那样，不愿有愧于他为之浴血奋战的国家和民族，但他决不会做第二个林启明。他代表国家，也代表自己。他要维护民族的尊严，也要维护自身的尊严，并争取可能获得的自由。他要选择无愧于良知的生存形式，也不反对任何弟兄做任何其它选择——甚至鲁西平和牛康年的选择。
　　
　　他和林启明议论过鲁西平和牛康年的事。不管林启明说啥，他都坚持认为，鲁西平的选择没有错。鲁西平的脑子没啥毛病，为自由不惜战死，便是没毛病的确证。如果向往自由就是毛病的话，那么，整个人类都有毛病。鲁西平的问题只是，他在夺取自由的动机和方式上出了岔子。牛康年也没错，一个人首要的问题是好好活下去，只有活着，才会有自己所属的民族和国家，人死了，哪还有什么民族和国家的区别？东洋人、西洋人、中国人，埋进土里都是一堆白骨。要考虑的只是：自己个体的生存和民族的生存是否能完全割裂开？民族的生存，是否就是个人生存的天敌和负担？牛康年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没弄清楚。
　　
　　他对一切都一目了然，只是在弟兄们面前沉默寡言，啥都不说。他是营副，是黄埔军人，知道怎样维护一个上尉军官的威严和形象。撤离德信大楼以后，许多人——许多在战场上无愧于军人荣誉的人都垮下来了，他却没垮。在医院里，当涂国强连长提出甩了林启明逃跑时，他马上意识到这其中的卑鄙。他不赞成林启明的偏执，可更不能做任何卑鄙计划的同谋，这关乎人格。
　　
　　他处在观念格杀的漩涡中。返归第九军人营，转眼又是两个多月了，两个多月中，重新开始的精神升旗和上操，惹出了弟兄不少牢骚，有人还直骂娘——不是骂他，都是骂林启明的。弟兄们似乎知道他于沉默中执行林启明命令时的矛盾心态，当着他的面也敢骂。尤其是牛康年一伙人，简直把林启明看作了十恶不赦的暴君。从那次队列前的顶撞之后，牛康年瞅林启明的眼光总有些异样。
　　
　　他觉着这很危险，闹得不好，非出大麻烦不可，想了几天，还是决定要和林启明好好谈谈。
　　
　　作为营副，他要服从林启明的命令，可作为朋友，他却不能不劝劝林启明。这并不是要指出林启明在哪些地方做的不对，而是要告诉他，国家和民族的苦难不是哪一个人的肩头可以担起来的。对此，林启明应该有清醒的认识，应该在坚持自己原则主张的同时，兼顾弟兄们的情绪。
　　
　　林启明会听他劝说的，两个月前的那次，涂国强因白科群出卖自己，报复了白科群。有个弟兄来报信，说是打起来了，林启明起身就要下楼处理，他忙把他拉下了。事情很清楚，林启明下去没好处，白科群出卖自己的弟兄应受惩罚，而惩罚又不能由做营长的林启明下令执行，那么，让涂国强教训一下白科群，并不是坏事。一来实际施行了惩罚，二来，让涂国强出了口气，三来，长官方面又不担责任，岂不完满？！林启明没听他说完就明白了，继续在楼上和他下棋，直到有人说罗斯托上尉奔小红楼来了，才和他一起下楼收风。事后，林启明直夸他遇事机敏。
　　
　　是七月的一个傍晚，天很热，也很闷，没有一丝风。操场坚实的土地上，簇簇片片的野草都显得蔫巴巴灰蓬蓬的，东墙根的两棵杨树绿叶满枝，阳光照着，投下了一片水迹般的阴影。
　　
　　林启明走进了那片阴影中，叉腰站住了。林启明的面孔是对着墙的，他看不见，能看见的只是林启明穿着军装的脊背。林启明的军装已经很破旧了，脊背上补着两块补丁，下摆毛了边。
　　
　　租界管理当局倒是在入春前后每人发过一套服装，颜色是深绿的，袖口和裤腿上都有黄圈，林启明坚决不穿，许多弟兄也不穿。大伙儿都极一致地认定那是囚服，为此，林启明还向罗斯托上尉和布莱迪克中校提出过抗议。
　　
　　林启明无疑是个真正的军人，那打着显眼补丁的军装里包裹着一具属于军人的躯体。这具躯体只应该倒在战场上，决不应倒在这片西洋人的租界里。他有个不祥的预感，总觉着林启明会在某一天挺不住的时候，一头栽倒在这片被囚禁的土地上。而林启明倒下了，这里会出现什么情形，他不敢设想。
　　
　　小红楼的电喇叭在广播福音电台的宗教节目。一个虔诚的教徒在和一个叫做什么詹姆斯的牧师一问一答。教徒的声音很清晰，是一口略带江浙口音的国语，牧师却总象咬着舌头，中国话说得不太标准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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