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6章 安得倚天抽宝剑 (第1/2页)

高务实这句“该弹劾的就该弹劾”，可以算是今天重阳大会一锤定音的最终表态。其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他个人，而是整个高党、整个实学派集团的战斗宣言。
　　
　　以高务实的意志所发动的第一次万历党争，就此爆发。
　　
　　在他看来，这次党争的核心驱动力，是保证阁权优势在没有实学派首辅压阵的情况下依然不失。而其更直接的驱动力，则是确保申时行此次无法在内阁中塞进第二位心学派官员。
　　
　　即便大舅丁忧去职，我也要让你申汝默孤掌难鸣！
　　
　　还有潘晟。
　　
　　不管你是见利忘义，还是迫不得已，总而言之，你已经改变了你此前的中立立场，明显站到了心学派一边。
　　
　　这是你先背叛了过去的情谊，既然如此，也就不要怪我高某人不讲往日情分了。
　　
　　如果背叛这种事也能轻易原谅，那我实学派这么多人，若是将来一天来一个背叛的，我还怎么“带队伍”？
　　
　　杀鸡儆猴有时候未必好用，但杀猴儆鸡的效果总不会太差。
　　
　　一位阁老，够资格当这只猴了。
　　
　　党争党争，有党则必有争！更何况，这是大明朝的党争，可不是宋朝那种，没有那么温文尔雅，废法而不废人。
　　
　　有明一朝的党争，从来都是你死我活。
　　
　　高务实很清楚，历朝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党争，但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。虽然孔子曾有云：“君子群而不党，小人党而不群”。但历史告诉他，党争这玩意儿从来就不是小人的“专利”，君子也一样会党争，甚至争起来比小人还厉害得多。
　　
　　为何高务实认为明代的党争与宋代不同？最能说明宋代党争的特点，要属“庆历新政”和“王安石变法”。
　　
　　北宋庆历三年(1043年)，距离北宋开国已近九十年，此时的北宋已经经历过对辽和西夏数次战争，国力消耗严重。同时，国内也出现了饥民叛乱，可谓“内忧外患”。
　　
　　便在这个时候，名臣范仲淹向当朝皇帝宋仁宗上疏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针对当时制度上的种种弊端，提出改革措施。之后，仁宗据此颁布多条诏令，史称“庆历新政”。
　　
　　由于新政直击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，所以“党争”的种子在一开始就被种下，最终使得庆历新政“无疾而终”。
　　
　　为推行新政，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担任枢密使(全国最高军事长官)。本来夏竦对新政并无多少意见，但同为“改革派”的王拱辰、欧阳修、余靖等人对此坚决反对，最终夏竦未能如愿。就此，夏竦彻底站在了“改革派”的对立面。
　　
　　随着新政的推进，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逐渐公开化，斗争也日趋激烈：先是欧阳修上书指责御史台官“多非其才”；做为反击，监察御史梁坚弹劾与改革派领袖范仲淹关系密切的两位大臣，最终使得范仲淹和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先后辞去官职，以示对同僚的支持。
　　
　　在这之后，党争进一步“升级”：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书信，诬称改革派官员的行为是“伊、霍之事”。这个“杀人诛心”之举令改革派中坚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惧，二人随即辞去朝中职务，出朝巡边。
　　
　　持续不断的党争，使得变法无疾而终：仅在新政实施的一年之后(庆历四年)，范仲淹就被罢去参知政事(约等于副宰相)之职，富弼也于同日去官，二人均被改任为边抚使，远离朝廷。在这之后不久，改革措施被尽数废除，“庆历新政”就此落幕。
　　
　　而与“庆历新政”相比，“王安石变法”更具有代表性。
　　
　　宋神宗熙宁年间的这次变法可谓将“党争”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：朝中几乎所有官员都选择了“站队”，而由于神宗力挺新法，“变法派”一开始便占据上峰。
　　
　　随着新法的推进，反对派的声音“一浪高过一浪”：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，神宗拒绝答复，前者就自请出朝；知谏院范纯仁上疏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度，神宗未置可否，范纯仁也坚决辞职；元老重臣富弼称病罢相；司马光上书无果，主动要求到洛阳修《资治通鉴》；苏轼、苏辙上书陈说变法之弊，结果苏辙被贬河南，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……
　　
　　可以说，反对派的官员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中枢朝政。然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变法失败，保守派再一次掌权(省略一点，不想偏题写太多宋史)。
　　
　　但最关键的情况在于，这些看似激烈的争斗基本上没有导致死人，或者说没有出现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击乃至于肉体毁灭。
　　
　　相较于大明而言，宋朝的党争那是真够克制的。
　　
　　那么大明的党争是什么风格？
　　
　　有人一说明朝党争就说万历末期，其实那是误解，实际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时期，“党争”的苗头已经显现。
　　
　　当时，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，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，是故明朝建立之后，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，身居高位。
　　
　　当时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韩国公李善长，以他为首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团。
　　
　　由于身兼功臣和皇帝同乡两重身份，因此在开国后，李善长任左丞相，位列朝中第一。而在他之后，由其同乡胡惟庸继任为相。
　　
　　在他们先后掌权的十几年中，由于淮人集团的排挤，使得非淮人官员很难在朝中立足。譬如说身为朱元璋亲信谋士的刘伯温，就因为其是浙东人，所以自入朝后就备受打压。
　　
　　刘伯温的才华和功劳在一干功臣中显然不算差，但由于淮人官员从中作梗，在大封功臣时，他就只被封为诚意伯，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长则被封为韩国公。
　　
　　由于李善长的挑拨，仅仅在洪武四年，聪明的刘伯温就告老还乡，自此远离官场。但这并非结束：由于之前朱元璋在向刘伯温征询丞相人选时，后者没有为李善长说好话，于是李善长记恨在心，之后借故革掉了刘的俸禄。
　　
　　经过一连串的打击，刘伯温不久便忧愤成疾，而此时淮人集团的胡惟庸，则借机派医生为其诊治，但蹊跷的事情随之发生：刘伯温在此后一个月便病故了。
　　
　　由此可见，即便远离政治，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过自己的敌人。刘伯温只是他们的对手之一，远远不是全部。实际上当时的淮人集团几乎是以一派之力压制全国——要不然你以为朱元璋真的是脑子抽风了，居然那样大杀功臣？
　　
　　他是因为发现淮人集团实力已经过于强大，他本人在世的时候倒是压得住，可是太子早逝，太孙有没有这样的威望和能力，那就完全说不准了。于是便有了朱元璋的大杀功臣。
　　
　　而到明代中后期的嘉、隆、万时代，派系更加分明的“党争”正式登场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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